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不到700万对

(资料图片)

杭州一位有多年新婚辅导经历的社工深有感悟——

他们为啥不结婚，新世代在担心什么

本报记者 肖淙文

前几日，本报记者参加了一场校友聚会，在场14位校友只有两位已婚，还是今年新婚。“我们一桌都是给婚育率拖后腿的人啊。”此言一出，场面瞬间静默。

据民政部最近公布的数据，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683.3万对，较上一年减少80.3万对。这是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。

结婚人数为何连年减少？这届年轻人，真的对婚姻不再向往了吗？近日，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多年新婚辅导工作经历的社工柳丹，试图在与她的交流中找答案。

初婚登记数下降

初婚年龄不断推后

第一次踏进心理咨询室时，28岁的小叶刚刚“被分手”。此前，她有着一段让同龄人艳羡的恋情。两人在读研期间相识相知，男友优秀体贴，毕业后拥有一份投行的高薪工作。相恋3年，正当她憧憬着“从校服到婚纱”的美好未来时，幸福戛然而止。当谈婚论嫁摆上台面，男友犹豫了，留下一句：“我不想耽误你。”

此后，这句话成了小叶的“心魔”，直到持续一年的心理咨询后，她才逐渐接受现实。随着两人深入沟通，小叶发现对方确实没有做好走入婚姻的准备。

杭州有晴天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社工柳丹，曾在杭州拱墅区婚姻登记处做过多年的新婚辅导工作。柳丹发现，近3年初婚登记人数有可感知的下降，且初婚年龄在不断增长，“前来参与新婚辅导的夫妻，很多年龄都超过了30岁。”

官方数据与柳丹的观察相符。根据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-2020》显示，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.67岁，而2010年这一数字是24.89岁。10年间，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。

推迟、不想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们，在担心什么？

“离婚率太高、害怕失去自由、没准备好承担家庭责任，是来访者提到的高频原因。”柳丹说，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，个体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尊重，不少年轻人认为，婚姻未必是一段亲密关系的唯一结局。

低结婚率背后，是传统婚姻功能的减弱。经济上看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有独立工作、经济来源，甚至收入超过男性，女性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在不断减弱。

但同时，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却在提高。在房子、车子等物质条件之外，年轻人们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契合：有共同爱好，有一起进步的目标、互相理解互相成就……这些从原本的“附加分”变成了婚姻的“必得分”。

一边是婚姻功能弱化，一边是对婚姻的期望值提升，结婚率自然而然下降。

“议题前置”

年轻人婚姻思考提前

“以前，到了30岁而立之年，亲戚朋友会问，你为什么不结婚？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反问，我为什么要结婚？”柳丹这几年观察到一个新现象——婚姻问题的“议题前置”。

曾经，当两夫妻走入婚姻才会着重考虑的家庭观、消费观、生育等议题，而现在，年轻人在恋爱、同居期间就已经在“模拟预演”。

柳丹递给本报记者一张“新婚调查问卷”，此前，这主要用于新人领证后的公益性新婚辅导——

“婚房由对方父母出资，房子的主人是谁？”“你同意给双方父母房子钥匙吗？”“对方怎样频次的出差加班是我可以接受的？”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——“我们永远不会为婚姻放弃自我的东西是什么？”……问卷上，这些问题涵盖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甚至直指婚姻生活的边界与底线。

“以前，半数夫妻拿到问卷后会说，这些我们还没想过。”柳丹说，现在这些思考他们提前了。

在社工身份外，柳丹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。近两年，一种名为“伴侣咨询”的项目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。一对对情侣结伴而来，坐在一起倾吐心声、达成共识，其中有不少是备婚者。

“年轻人更愿意把婚后要解决的议题拿到婚前来讨论，毕竟分手的成本远低于离婚成本。”柳丹说。

人们对婚姻越来越谨慎了。柳丹能明显感受到，前来领证的晚婚者对待婚姻更加理性和深思熟虑。“从这一点来看，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不是不向往，而是太向往了。”柳丹说。

降低城市生活成本

全社会营造婚恋新风

除了新世代群体的婚恋观念、婚姻成本收益的比较和社会变迁对结婚率带来的影响，从更深的时间轴来看，人口学因素也对当前的结婚率下降发挥着影响。

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，结婚人数不断走低的背后，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原因。“在1982-1991年间，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，而1990年出生人口数基本达到高峰，约在2500-2600万。随后的十年来逐步下降，到1999年，年出生人口数在1200万左右。当这批人口进入适婚年龄时，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，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在逐年下降。”

人口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会继续发酵。任远告诉本报记者，目前我国非婚生生育率较低，婚姻还是生育的“必经之路”。结婚率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，其中，一孩生育率下降最为直接。

此外，任远还指出，随着结婚率的下降，单身未婚青年男女数量增多，大龄未婚男性、大龄未婚女性等现象会更明显。同时“未婚同居”的社会现象也会越来越普遍。

任远提到了一个人口学概念——第二次人口转变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欧美国家开始了第二次人口转变。第二次人口转变表现出的特点包括：婚龄继续推迟，离婚、同居、再婚等现象增加，单亲家庭等不同的家庭类型增加，生育率继续下降等。

“中国可以说正处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初期，相当大概率也会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。”任远说，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下，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基本在中长期内还是会维持低生育率，结婚率也还会继续下降。

放眼全球，中国当下面临的婚育问题并非个例。“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，欧美国家和日韩等东亚国家也都曾经经历过。”任远说。

任远提醒，社会发展也需要正视当前的“结婚难”“结婚贵”等问题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，在全社会营造婚恋新风。(钱江晚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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